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奔跑吧,零工-中新网

发布日期:2020-06-13 05:22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奔跑吧,零工

  数字“6”如今对陈珂有着特殊意义。每次消费前,他都要把商品价格除以6??作为一个外卖骑手,6元是他每单的平均收入,他想知道眼前的商品需要送多少次外卖才能买到。

  两个月前,他还是个白领,在上海一家马拉松赛事运营公司里,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。不管冬夏,写字楼的玻璃幕墙都会遮挡住强烈的阳光,空调让室内保持着舒适的温度。

  在家人眼里,这是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生应该有的样子。对热爱跑步的陈珂来说,这份工作也符合自己曾经对未来的期待。

  疫情改变了一切。今年上半年,全国各地的马拉松赛事都被搁置,失去业务的公司就像进入了“休眠”??员工不用上班,办公区保持着春节放假前的样子,没人知道这里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忙碌起来。

  陈珂每月的收入从1.2万元,降到了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2480元。在来到上海的第三年,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:自己第一次处在“半失业”状态。

  他选择“打零工”来度过这段时期,成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里“数以亿计”的“包括零工在内的灵活就业人员”中的一个。

  除了外卖骑手,这些“零工”还可能是快递员、滴滴司机、代驾,或者网络主播。他们处在不同城市,曾经从事不同的工作,现在他们不得不做出改变,去适应不确定性越来越高的外部环境。

  “黑天鹅可能是疫情,也可能是别的事情。”陈珂把这次经历当作“危机演练”。

  他没想到的是,做了两个月骑手,收获的不只是应对危机的经验。

  1

  接到公司通知停工的电话时,陈珂没有感到一点意外。只是那时他还没做好准备,去面对接下来的艰难。

  那段时间,他总是在公园的长椅上,“一坐就是一下午”。他努力思索,想要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,却又摸不着方向,“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助、慌乱”。

  因为和公司还有劳动合同,如果不辞职,他就没办法再做一份相对“正式”的工作。他针对自己的相关行业投了十几份简历,想找一份短工,但没收到任何一个面试通知。他清楚,这些公司也都在经受疫情的冲击,投简历只是为了最后一丝可能,但这一次,运气没有站在他这边。

  与此同时,在河南郑州,翟一帆正被生活“压得喘不过气”。

  他在一家旅游类的B2B(Business-to-Business的缩写,指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专用网络或互联网进行业务合作??编者注)公司上班,负责开发旅游产品卖给旅行社。受疫情影响,公司业务完全停滞,员工工资停发。他的妻子也在旅游行业工作,两人只能待在家里,等待疫情结束。

  一开始,翟一帆并没有把这种状况太当回事。原本每年春节过后就是旅游淡季,他习惯这段时间的低收入状态。

  压力来自于快速缩减的积蓄。每月初,银行的账单就会准时发到他的手机上,房贷和车贷加起来要1万多元,再加上一家三口的吃穿用度,翟一帆的家庭收支彻底失衡。

  “如果这样下去,我最多撑到八九月份。”简单地计算后,一向对生活满意的翟一帆,第一次感受到了家庭经济的脆弱。

  成为待业青年后,陈珂在上海的生活也开始变得不易。那段时间他特别害怕天黑,“每天都是净支出,一到晚上就意味着第二天又要花钱”。

  除去每月1500多元的房租,公司发的基本工资只剩下900多元。虽然有些积蓄,但对于从小生活在农村的陈珂来说,那些“家底”还未到不得不用的时刻。

  他意识到眼下最需要做的是及时止损,所以很快就开启了自己的“hard(困难的??编者注)模式”??每天必须的开支里,吃饭被压缩到日均7元钱:早餐吃燕麦配牛奶,3元。午饭是泡面或者米饭配黄豆酱,平均3.5元。晚饭一般不吃,或者吃一碗白粥,0.5元。出门3公里内靠步行,距离再远点的就坐地铁或者公交车。

  对于每月少收入的1万元来说,这些“止损”还远远不够。待业期间,陈珂拥有最多的是大把的时间。他想把这些时间利用起来,尽可能转化成收入。

  “当时不知道疫情还要持续多久,那几个月本来应该正常工作的,靠的就是出卖时间或者体力、脑力来赚钱,我不能把时间浪费了。”

  原来的行业没有工作机会,他开始关注那些门槛不高,又能快速上手的工作。他考察过快递员,最终因为时间不够自由放弃。他也注册过滴滴司机,但又不相信自己的“车技”,再加上没车,随即打消了念头。

  外卖骑手成了他的最佳选项。对陈珂来说,从事这个职业需要投入的一笔最高成本,只有不到200元??一套新的头盔、骑手服,再加上餐箱。电动车可以租,每天10元。

  装备到手,再经过两天的线上培训后,陈珂拥有了一个新身份:饿了么外卖小哥。

  即使“身无分文”,有人也可以“零成本入行”。在广州,因疫情待业甚至负债的李江天,所有的工具只是一部手机和一个用了4年的旧书包,他只靠地铁、公交和共享单车就开始了跑单。

  翟一帆选择了当代驾司机。这个职业要求有5年驾龄,并且有熟练的驾驶技术,因此比起外卖员,年龄门槛也偏高。

  在滴滴代驾的面试现场,翟一帆与50多个中年男人聚在一起。这些未来的“同行”原本来自各行各业,“有搞午托的、卖建材的,还有开货车的”。

  大家戴着口罩,没有太多交流,但眼神接触的瞬间,他立即就能读出对方的状态,“焦虑、疲惫,和我一样”。

  陈珂、李江天和翟一帆在选择新职业时,都做好了随时回到原工作岗位的准备。他们都清楚,不管是外卖骑手,还是代驾司机,这些“零工”的退出成本都和进入成本一样低。

  他们的选择不仅是一时的应变之策,也是一种趋势。世界银行在《2019世界发展报告》中提到,未来劳动力市场将日益变成“零工”(Gigs),而不是工作。

  事实上,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,临时工作(包括“零工”)在工业经济体中的占比就开始上升,这是由不断变化的供需关系决定的。

  如今,提供按需服务的行业越来越多。在技术的加持下,陈珂、翟一帆们不过是作为劳动力资源,进入互联网平台,然后快速配置到了最需要的地方。

  2

  上岗第一天往往是艰难的。

  第一天送餐时,陈珂碰到一家出餐慢的饭馆,因为太过着急,他把塑料袋上的“46”看作了“49”。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,商家突然打来电话,告诉他拿错了单。

  他只能原路返回、换餐,再把外卖送到顾客手中时,已经超时近20分钟。这次紧张的送餐过程,最终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收益,只换来站长一通责骂。

  因为不熟悉流程,这天陈珂路没少跑,却只送了7单,收入39元。最后一单送到一半时,电动车电量耗尽,他只能把车子停到路边,骑共享单车跑完了最后5公里。

  来到客户门前,他已经满头大汗,双腿软到“差点没跪下”。他不断向门缝里伸出的脑袋道歉,完成订单后一边自责,一边慢慢挪到小区门口。

  站在路边,他感觉自己累到再也迈不出半步,不得不忍痛“奢侈了一把”,打了辆“滴滴”。他给司机指路,先开到电动车停放的地方,卸下电瓶和餐箱,装进后备箱。

  “你们外卖小哥现在下班都开始打车了?”司机从后视镜里盯着还穿着骑士服的陈珂,一脸疑惑。

  陈珂苦笑,把一天的遭遇分享给面前的陌生人。话音刚落,司机抬手在手机屏幕上一划,结束了行程。

  “小伙子,咱们都不容易,剩下的路就当我送你回家了。”

  坐在后排的陈珂侧过脸,眼泪“没出息”地流了下来。自己跑了一整天,收入不到40元。如果再除去车费,当天几乎等于白干。

  他不知道自己的眼泪到底是因为尝到辛酸,还是感到温暖。“待业”的几个月里,他遇到过更大的委屈,和更多的感动,但这是他唯一一次流泪。

  翟一帆上岗的第一天也不轻松。晚上7点,他来到系统指派的“新手”区域,等待第一单生意。他把手机攥在手里,忍不住频繁刷新派单信息。20分钟后,手机的震动从手指快速传递到大脑,这几乎让他打了个激灵,第一份订单来了。

  系统显示,自己距离客人3.6公里。他知道客人叫代驾时,酒席一般已经散场,不会预留太多等待时间。那时他还没来得及买电瓶车,没时间考虑,到路边刷开一辆共享单车就出发了。

  “我咬着牙,站起来使劲蹬,3.6公里5分钟就到了,和骑电瓶车用的时间差不多。”就这样,翟一帆用共享单车创造了自己的骑行速度记录。

  到酒店附近后,他放好自行车,强压着就要喘出的粗气,平复呼吸,走到客人面前。客人点头示意,把钥匙递给他,然后坐进车里,中间没有一句交流。没人知道他刚刚的“风驰电掣”,没人问他的名字、细看他的样子,一切都像他想象的那样平常,“我只是个代驾司机,我只需要完成自己的工作”。

  最初几天,翟一帆发现零点过后自己总是接不到派单。这个时段代驾需求量减少,代驾司机需要主动向平台“报单”,才能保证自己的业务量。

  他经常看到同行守在酒店门口,见到客人走出来,就凑上去,推销自己的代驾服务。

  在过去的工作中,翟一帆也需要经常与客户打交道,但都是商务往来。“大家坐在桌子前谈判,谁也不用降低姿态。”

  现在,看到近在咫尺的客户,他却拉不下脸,“过不了心理关”。

  陈珂也把自己的新职业当作了秘密。3个月来,他没在同事群里透露过任何关于自己送外卖的信息,怕“掉价”。

  家人是最重要的“保密对象”。“他们每次跟街坊谈起自己的儿子在上海有个正式工作时,都很骄傲。”陈珂也理解,在河南农村,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的孩子只有如此,才叫有出息。“如果他们知道我现在在送外卖,可能会疯掉。”

  广州外卖骑手李江天的上一份工作是销售。跑单期间,他关闭了朋友圈,“没人愿意跟一个外卖骑手谈生意”。

  3

  送到第十九天时,陈珂的日收入第一次突破了300元。

  那天收车后,他买了两杯星巴克犒劳自己。春节前,这是他“想喝就喝”的饮品,现在看着握在手里的咖啡,他首先想到的是“需要送10单外卖才能买到”。晚上到超市买菜,猪肉的单价是“每斤5单外卖”。

  不管是送外卖,还是代驾,跑完一单就马上能看到自己刚刚挣到的钱,这种收入模式几乎改变了陈珂和翟一帆的消费观。

  “以前工资都是按月发,感觉钱还不少。现在每天在手机上看到自己的收入,感觉那都是辛苦钱。”翟一帆笑着说。

  做代驾前,他每天下班后,不是与朋友聚餐,就是在家打游戏。现在,晚上7点半,他会准时带上折叠电动车出门,开始一天的工作。最晚的一次,到家时已经天亮。

  陈珂每天要走超过1.5万步路,爬50层楼。最“惨”的一次,他碰到一个小区电梯维修,只好一口气爬到12楼。

  在做骑手的第二十五天,他的膝盖在反复上下楼后“歇菜了”。长期跑步的经验告诉他,膝盖有了积液。他不得不在床上躺了3天,才逐渐恢复过来。

  之前他也在网上看到过,有骑手因为订单快要超时,在电梯里急得哭出声。有时自己点外卖,也会碰到火急火燎的骑手,一边把餐递过来,一边摆出离开的姿势。那时他觉得这些都有点夸张,“不就是一单外卖,怎么能这么着急”。

  “以前只知道外卖小哥很辛苦,但没有真正在意他们的处境。”陈珂说自己以前是点外卖的,现在开始送外卖,“换了位置,才更理解双方。”

  他记得有次同事点外卖,晚到了半个小时,对着骑手“暴跳如雷”。骑手没有解释机会,只能不停地说对不起。当时陈珂也在场,但他没说什么,甚至觉得同事教训得好。

  “他可能像我一样,车子没电了,也可能只是餐厅出餐慢。”现在,陈珂开始理解那个骑手的遭遇了,“自己犯了错却没又没办法弥补,很难受”。

  做骑手后,陈珂最怕的就是送餐途中接到顾客电话。“打电话就说明对方已经忍耐一会儿了,我不是怕客人给我差评,而是这样的电话会让人觉得,这件事没办好,对不起人家。”

  他逐渐明白,任何一种工作,想要真正做好都不简单。晚上送餐时,他看不清楼栋号,就买了支手电筒。为了防止洒餐,他买了固定餐盒的夹子。

  在广州,每次遇到天桥,为了避免倾斜洒餐,李江天都要把餐箱取下来,先抱着过桥,再回来推车。

  成为代驾后,翟一帆开过各种各样的“豪车”。他提前做了功课,把很多车型的挡杆、手刹,甚至车灯开关的位置,记到了自己的手机上,空闲时就拿出来翻看。

  除了辛苦和收入,新职业也给他们带来了“出圈”的机会。

  来上海近4年,陈珂就像一个陀螺,在住所和公司之间的线段上往返。他眼里的上海,只是线段两端方圆3公里内的样子。

  送外卖让他重新认识了这座城市。有时刚从一个单价15万元左右的高档住宅出来,下一单就进入了一个老小区,“里面打隔断,一个隔间里还摆两张高低床、住4个人的那种”。还有人一天三顿都叫外卖,门口堆满垃圾,“家里搞得像网吧”。

  这种强烈的反差有时会让他感到恍惚,但又无比真实。

  一天下午,上海忽然下起暴雨,乌云笼罩下,整座城市宛如黑夜。他提前收工回家,然后打开应用,翻看自己一天的“收成”。他发现,在这样风雨交加的天气里,有人点了麻辣香锅,有人点了奶茶,有人点了水果,“每一单的背后都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,是最真实的生活”。

  “我每天都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,看到各个阶层的生活。看的多了,自己慢慢也有了平常心。”陈珂说自己打消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象,也不会再轻易怨天尤人。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,并且确信双脚正结结实实地踩在路上。

  在郑州,连续3天过了零点接不到派单后,翟一帆终于走到酒店门口。目标顾客越来越近,他向前一步,试着模仿从老代驾那里学来的姿态、语气:“您好,请问您需要代驾吗?”

  对方回过头,礼貌地笑了笑,然后摆摆手。这单没有成功,却让翟一帆多了一些信心。

  “客人很礼貌,让我觉得对方是尊重我的。”他忽然发现,别人并没有看低他,“是我自己看不起自己”。

  后来与朋友聚餐时,他主动提起了自己的新职业,并且现场打出广告,“以后喝了酒,都找我代驾”。

  现在,父母几乎每天会主动问起,“昨天跑了多少单”,几个同事也向他打听新工作,考虑入行。

  他逐渐找到这份工作的乐趣,上岗不过半个月,“除了跑车,其他牌子的豪车基本都开过了”。更重要的是,他见识了许多中年男人最真实的一面??酒后,他们更愿意在陌生人面前卸下防备。

  他发现在郑州这座城市,晚上喝完酒叫代驾的顾客里,有一半都是“搞工程的”,“打开后备箱,就看到里面放着的白色安全帽和荧光背心”。

  他曾接到过一个路虎车主的代驾订单,平台要求代驾司机不能打扰乘客,上车后两人礼节性地相互问好,就再无交流。

  “你这行现在干着咋样?”一阵沉默后,有些醉意的车主主动发声。

  那个看起来事业有成的顾客瘫坐在后排,声音低沉,慢慢讲起生意遇到瓶颈,每天筋疲力尽,又不想把情绪传递给家人。

  翟一帆开始只是安慰,不一会儿,两个男人就互相倾诉起苦闷。

  这单结束后,翟一帆忽然觉得轻松了许多。他发现,不管有钱还是没钱,光鲜还是落魄,每个人在不同时期都有各自的压力、困境,“自己遇到的这些事算不了什么”。

  翟一帆的公司还没重新开张,但他已经决定把代驾作为长期的副业,“什么时候干都能多一份收入”。

  李江天考虑辞掉推销员工作,做全职外卖骑手。只是他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:零工经济目前还缺乏保障。这是种新型的劳动关系,一般都不会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,因此社保还没有完全覆盖。

  6月初,陈珂的公司终于复工了。他再次回到工位上时,已经有了不同的感觉。他拿出从前拟好的、已经落灰的职业规划,在下一项待办事项里打上一个重重的记号。

  他没有把电瓶车退租,周末时又“重操旧业”。只是这一次,他已经不再在乎周围人的眼光。

  (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  中青报?中青网记者 杨海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【编辑:王禹】